唐代宗大历三年，幽州兵马使朱希彩联合副经略使朱泚，以及朱泚的弟弟朱滔，杀害了节度使李怀仙及其家族。然后朱希彩自任节度留守，并上书朝廷，请求得到正式任命。

朝廷“按规矩办事”，下一道圣旨，将朱希彩夸成一朵花，宣布任命他为新任幽州节度使，只字不提倒霉的李怀仙，仿佛他就是一只被拍死的蚊子，无足挂齿。

四年后的大历七年，部下们如法炮制干掉了朱希彩，朱泚又自任节度留守。朝廷将上一次的圣旨复制一遍，又发往幽州。

两年后的大历九年，朱滔趁朱泚回京朝拜之际夺取了兵权，把哥哥干成了有家无处回的“流浪汉”。朝廷完全不顾刚被树立为“忠义典型”的朱泚的感受，再次复制圣旨，承认了朱滔的“合法地位”。

您是不是很好奇，幽州将士怎么那么嚣张，动不动就搞兵变干掉上司？朝廷是吃干饭的吗，为何坐视不管？

其实不光幽州如此，当时类似的还有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淄青节度使、淮西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他们自己招兵买马，军事独立；官员自己任命，人事独立；财税自己支配，经济独立，人们管他们叫“藩镇割据”，节度使就是土皇帝。

再后来，藩镇割据之风越刮越烈，尤其是黄巢起义后，藩镇都成了独立王国，大唐帝国也就进入了“倒气”的阶段。

以我个人浅见，藩镇割据是一面照妖镜，它让大唐帝国现了原形，也让289年的大唐历史凝结成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大唐帝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从豪门政治向庶族政治的演化史。

☞藩镇为何要闹割据？庶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反攻

唐玄宗开元初期发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士兵们大量逃役。

唐朝开国之后实行府兵制，士兵闲时为农，战时为兵，终生服役。这些士兵叫“府兵”，府兵除了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外，全家免税、免徭役。

随着土地私有化的日趋严重，国家再也拿不出土地招募府兵了，于是府兵制走向穷途末路。

开元十年，宰相张说给唐玄宗出了个主意：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所谓募兵就是职业军人，国家拿钱雇佣士兵，不再需要分配土地、减免税负徭役，只要兵饷合适，就能招募到大量精壮男丁。

毫无疑问，募兵制下的士兵素质要远大于府兵制，开元年间唐军强盛的战斗力就跟募兵制有很大关系。

由于战争主要发生在边境，因此募兵大多也发生在边地。为了减少物资调配运输，以及招募手续等环节的麻烦，朝廷在边地实行军镇制度，授予节度使一定的人事权和财权，由此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藩镇”。

最初，藩镇节度使与京官之间的调动很频繁，基于对“出将入相”这个人生目标的追求，士族集团也非常热衷于到藩镇立功，然后靠军功光环回朝拜相。

后来，李林甫为了揽权，以胡人善战为由，唆使唐玄宗大量启用胡人出任节度使，斩断了士族集团靠“节度使”镀金拜相的途径，从而巩固了李林甫个人的地位。

同时，朝中的文士又兴起一股鄙视边将的风气，认为这些将领都是粗鄙之才，难堪大任。最典型的就是张九龄，曾经抵制过张守珪、牛仙客等人的拜相。

这个趋势导致藩镇与朝廷之间的人员流动锐减，节度使大多出自于“地产”的藩镇。士兵从当地招募，藩镇又拥有独立财权和人事权，结果藩镇形成自有体系，并与朝廷日渐疏远。

无论是李林甫建议的“胡人”，还是张九龄抵制的“边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庶族阶级，或者叫寒门士族阶级。

唐朝承继于北朝，实行的是一个以豪门政治为基础的结构模式，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豪门家族垄断了社会资源。因此有史学家说，唐朝就是一部李、王、崔、卢、郑、韦、郑、杨、武、裴、薛等豪门家族的兴衰史。

虽然科举制度为庶族集团打开了一扇门，但它还不是主流，与庞大的庶族集团相比如同杯水车薪，而且它顶多只能让庶族阶级“荣及自身”，永远不可能让家族晋身于豪门集团。

藩镇成了庶族集团的突破口，在这个远离朝廷的地方，他们成了“地方豪族”，也让他们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因此，藩镇成了各地庶族集团“自己的朝廷”，割据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藩镇割据为何出现在河北？安史之乱的滥觞使然

第一批割据藩镇就是所谓的“河朔三镇”，即幽州、成德和魏博三镇，都在河北境内，他们长期与朝廷对抗，节度使世袭，不纳税，不入朝，甚至直接跟朝廷武装冲突。

唐德宗时期，他们还和淄青节度使一起搞了个“四国相王”，又联合淮西节度使搞了个“五国会盟”，简直把皇帝当成了傀儡周天子。

河北藩镇之所以这么无法无天，跟唐代宗的失误有很大关系。

安史之乱结束后，为了安抚投降的叛将，唐代宗竟然将他们任命为节度使，并且将他们集中在河北。

河北本就是安史伪政权的重灾区，对朝廷的向心力就不够。

当年大唐统一战争中，由于对窦建德的处理不公，导致河北士族集团长期对唐王朝不满，甚至形成了不与李唐皇族通婚的潜规则。

武则天时期，契丹入侵河北，有当地豪族当带路党。武懿宗平乱时，大量屠杀百姓，也加重了河北士族集团对朝廷的离心力。

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河北地区极容易失控。

后来，唐代宗在削夺武将兵权时连续犯下大错，先冤杀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又逼反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连李光弼都吓得不敢入朝，大唐最忠诚的将领郭子仪也数次遭遇摧折。

由此武将与唐代宗走向对立，当吐蕃人入侵长安时，居然无人救援唐代宗。

从那一刻起，藩镇既失去了对朝廷的忠心，也失去了对朝廷的敬畏，割据在“火药桶”河北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藩镇为何内乱不止？庶族集团缺乏核心，且崇尚武力

藩镇之乱不光体现在他们与朝廷的对抗，还体现在内乱上，正如本文开头所呈现的那样，那些割据藩镇的节度使们，几乎有一半死于内乱。

藩镇内乱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庶族阶级构成复杂，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核心力量。

我们把那些官员，以及读书人都统称为士族阶级。豪族是靠家族优势垄断政治资源的群体，庶族是靠科举以及依附豪门出仕的那一群人。

藩镇的庶族集团很复杂，既有汉人，也有内迁的胡人；既有地方豪族，也有出身平民的读书人。无论哪一种人，他们的影响力都很有限，利益诉求也不一致，没有哪个家族能形成绝对的领导地位。

因此，割据藩镇节度使的产生，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就是公推。即便前任节度使将职位传给儿子，也很容易被推翻。

其二，藩镇的军事性质，塑造了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作风。

军队作为暴力手段，自古就被压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否则它很容易成为动乱之源。

藩镇的首要特征就是军事组织，决定权力结构的人都是一群手握兵权的将领，当矛盾冲突发生时，暴力解决问题就成为必然的选项。

郭子仪的朔方军不是割据藩镇，他的领导力和威信当世无二，即便如此，老令公还数次面对兵变的威胁。李光弼后来就是被朔方军做局，被迫转任河南副元帅。

在对待朝廷的立场上，庶族阶级的立场却惊人地一致：打死也不归朝。

☞朝廷为何坐视不管？除非革命无法解决结构性矛盾

朝廷不是不想管，而是力不从心，从唐代宗开始，每一代皇帝都做出过尝试，除了唐宪宗外，无一成功。

前文我们说过，安史之乱刚一结束唐代宗就试图解除武将的兵权，可惜他举措失当，把自己置身于所有武将的对立面。

长安沦陷事件，以及仆固怀恩的反叛，让唐代宗彻底丧失了信心，从此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河朔三镇采取无原则的妥协，一手酿成了三镇割据的局面。

唐德宗即位之初就对割据藩镇展开了军事行动，却因为连续失误，引发泾原兵变和朱泚之乱，大唐帝国差点提前灭亡。

从此以后，唐德宗也跟唐代宗一样，绝口不提削藩，助长了藩镇的嚣张气焰。

唐宪宗历经十五年，接连平定西川、淮西、淄青、成德四镇之乱，加上主动归朝的魏博，天下割据势力基本荡平。仅剩的一个幽州，也于唐宪宗驾崩后的第二年归朝。

遗憾的是，唐穆宗仅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摧毁了唐宪宗十五年的成果，河朔三镇复叛，再度割据一方。

人们在痛骂唐穆宗昏庸的同时，其实忘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藩镇割据的土壤不被铲除的话，军事成果早晚会被葬送。

这个土壤就是庶族集团与豪门集团的矛盾。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但凡豪族子弟出任节度使就不会出现割据现象，比如西川节度使崔宁和韦皋，他们都具备了割据的条件，却没有走上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们家族的利益之根在朝廷，没必要通过割据谋求一时之利。

而那些世代服务于藩镇的将领们，他们却没有进入朝廷，获得与豪门集团同等的机会。

这种矛盾又无法改变，因为豪门集团就是大唐的根基，动他们的利益就相当于“自宫”（像不像漂亮国？）。大唐只能跟这些豪门家族同生共死，这就注定了庶族集团永远不可能与豪族平起平坐。

☞大唐帝国的历史：从豪门政治向庶族政治的演化史

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同样，每一个朝代也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使命。

隋朝完成了从封建到中央集权的使命，革掉了贵族阶级的命。两汉催生了士族集团的诞生和发展，并且形成士族集团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模式。南北朝使豪门集团发育成门阀世家，并垄断政治资源。

唐朝呢？我觉得唐朝就是豪门士族阶级最后的余晖，它所创建的藩镇制度，以暴力手段摧毁了豪门政治，是一部从豪门政治向庶族政治的艰难演化史。

五代十国则是新生命诞生前的阵痛，之后，北宋所代表的庶族政治终于隆重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