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皆有少数民族迁徙的现象，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内迁就其规模和数量而言，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边疆各族向中原的迁徙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由此而掀起了中国古代史上民族迁徙的又一次高潮。对于这一现象，历史上也有所谓“五胡乱华”之称。此后北方长期为少数民族所占据，少数民族趋于主导地位，而汉族政权却只得退守江左，甚至最终南方政权也为北方政权所吞并。

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次主要从历史和地理两方面的因素来探寻。

中原王朝的衰落

中华大地上的广大区域长期为数量上具有优势的汉族人所占据。汉人所建立的政权一般也在这片土地上起着主导作用。但是，中原地区气候宜人、远比边地适合生产与生活，故而一旦汉人政权衰落，这片宜居的广大土地必然招致其他窥伺者。

汉帝国曾经也是辉煌于一时的强大帝国，然而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腐朽，即位皇帝昏庸无能等，末年又经历了王莽篡汉，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反新（即王莽建立的新朝），之后虽有刘秀光武中兴带来一段时间的复振，但从前那个强大的帝国终究是渐渐衰落了。

历史发展到东汉时期，中原王朝已显露出衰退与变化的征兆。比如在经济方面，东汉的自然经济因素不断呈现上升趋势，而曾经繁荣一时的商品经济则渐渐衰落。

钱币的使用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商品经济反正的状况。比如宋代的商业就极其繁荣，甚至出现了钱荒，最终催生了更为方便的纸币，即交子与会子。

西汉时期钱币广为使用，汉武帝为获钱币之利特收地方铸币权到中央，在全国统一发行五铢钱。而到东汉时期，钱币的使用大为下降，甚至出现了钱帛并行使用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有西汉和东汉中间社会动荡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原因，另一方面，东汉的建立者刘秀本身即为南阳大地主，故其称帝后大地主的利益必然得到持续保护和发展。

大地主占有广大的土地和依附农，驱使依附农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进行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对于商品交换的需求非常低，故而商业无从发展。

这种豪强地主能凭借其强横的经济实力又得以割据一方，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东汉末年以后，天下再度陷入分裂与混战。直至西晋才又获得短暂统一。但西晋篡魏而来，且未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因而将魏朝朝廷中的腐朽之物也一并继承。

晋武帝司马炎方践祚还算励精图治，到后期却也荒淫无度，后宫宫女嫔妃数以万计，为世所罕见。门阀士族更是奢靡无度。

之后继位的惠帝先天智慧不足，与此同时又宗王权重，各王纷纷欲挟天子以制天下或干脆取而代之，终至八王之乱，天下再度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中原的混乱与衰颓使得周边的四夷有了可乘之机。最终西晋灭于匈奴刘氏之手，北方自此为蛮夷政权长期占据。汉族政权虽不至销声匿迹，但终究不复从前。

蛮夷为兵

中国古代很早即有征发蛮夷为兵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动摇汉政权、使得其他民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汉国力至汉武帝时达至极致，疆域也逐渐扩大，边疆常有内附的少数民族；同时由于用兵频繁，为了补充正卒的不足，经常征调少数民族兵。

汉文帝时，即有使用内附的胡、义渠、蛮夷之兵抗击匈奴的骚扰的策略。新莽时征调过乌桓、丁零、高句丽等民族士兵。

东汉政府也利用匈奴兵代守边防，或是征募少数民族兵，让其加入中央直辖军或边关各部，以补充兵员。乌桓、匈奴、鲜卑、氐、羌、小月氏、西南诸蛮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兵。

到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即在边疆各地吸收大量少数民族兵，其中就包括匈奴、乌桓、氐、羌等，同时将其家属内迁以便于控制。

少数民族兵对另外当时的另外两个政权同样重要。诸葛亮南征时曾大量收服少数民族兵，并迁其家属至内地以便于管理与控制。孙权的吴政权征收的山越兵，竟至达于十万之数，成为孙吴政权的有力保障。

时至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八王为了争权夺利纷纷引胡兵为己助力，而这一点也是促使西晋王朝灭亡、中原王朝南迁的重要因素。自此以后，北方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占据。

征发少数民族为兵是出于一定的需要，但这种行为也使得汉人与戎狄混杂在一起，是其不断向中原渗透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汉族统治者常常在对待少数民族兵方面不能妥善处理，往往苛待歧视，致使其反叛，反成己害。

气候、环境的变迁

一部分学者认为，气候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先简单了解下目前学界认为气候会对历史产生的影响。

首先，气候与历史上的人口变化相关。

它能造成人口迁移。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移——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际的汉族南迁，都发生在持续寒冷、灾厄多发的气候变化趋势下，与气候变冷引起的北边牧业、中原农业恶化有关。

同时它也使得南方降水减少，湖泊成陆，南来北人的生存条件改善，如此形成了由北往南的大迁徙。

气候还能造成人口数量的增减：总体来看，秦汉以来，除明清外，全国人口数量的增减趋势都与气候的冷暖波动相吻合，温暖期人口持续增长，寒冷期则相反。

其次，气候的变化可能对特定时期战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一定作用。

魏晋南北朝寒冷期和明清小冰期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阶段是中国战争的高发时期。一些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往往也是大规模战争的源头，比如明末农民大起义即发生在大旱后的陕北，之后因全国性旱蝗灾而在农牧交错带发展壮大。

最后，气候是影响社会治乱的因素之一。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即是乱世与治世交替出现，而大凡乱世多是气候寒冷期，比如两汉之交，五代十国等。

治世则多是气候温暖期或者冷暖转换期，比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这也许是因农业在当时占有主导地位，而农业本身又对气候变化具有较强敏感性。气候温暖，适宜耕作的土地扩大，单位亩产和总体收成增加，社会矛盾减弱，社会安定繁荣，而寒冷期则与之相反。

魏晋时气候恶劣，甚至一度有大疫情横行，建安七子中即有五人死于当时的瘟疫。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中原王朝衰落、社会动荡和人口南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游牧民族同样受到气候的影响。牧场区域随着气候的变迁和环境的恶化，草地还在不断地缩小。于是，不断减小的草场与持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自然而然会发展出针对草场争夺的斗争，胜利者获得资源，而失败者则被迫迁徙，寻找新的游牧地。

总结

综上，少数民族的内迁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原王朝的持续衰落，以及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兵等的因素使得周围的民族有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气候趋向恶劣、冰期的来临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北边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持续恶化，不得不向更温暖适宜的南方迁徙。

不过，除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在平常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与汉人的界限也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尤其是边界地区，胡汉杂糅，民族的融合早已在悄无声息中开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时期。少数民族一方面带来了战争与屠杀，但另一方面也为陷入僵化的中原局面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发展也不断显露出新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终点是北方统一南方，门阀政治、士族控制政府的“变态”情形成为过去，历史又回归到专制皇权政治的“常态”之下。历经四百年的浩劫，中国历史终是开创出一灿烂辉煌的、各方面极大发展与进步的隋唐。

所谓华夏一族的概念本身即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概念，而时至今日，虽仍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区分，但各个民族都共同承认“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民族的融合是历史所趋。

参考文献：

初阔林 刘玉青：《我国少数民族兵役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张鹏立：《魏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内迁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影响探析》

葛全胜 刘浩龙 郑景云 萧凌波：《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