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面对中国考古发现，却总有一些奇怪的声音，要么将其贬低为没什么意义，要么武断的质疑其真伪，然而一涉及到西方考古，哪怕出土了3300年前“金光闪闪”的宝剑（见下图），哪怕是露天场所竟保存了2000年前五十万份莎草纸等，都会深信不疑。
中西方考古谁更真实，真相到底如何，不妨看一看安大简。所谓安大简，就是2015年入藏于安徽大学的一批战国早中期楚国竹简。近些年，安徽大学发布“安大简”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是《诗经》《仲尼曰》等文献。但与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文献中的常见现象一再出现，中国考古不得不让人相信，比如以下两个：
一，讹误现象
印刷术出现之前，书本都是依赖手抄，但由于多种原因，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讹误现象，导致各本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考古发现的文献与传世文献，乃至不同考古文献之间，都很难完全一致。如果总是完全一致，或基本总是没什么差别，这就违背常理了。
诗经《硕鼠》篇家喻户晓，传统认为硕鼠是“大老鼠”，但安大简上却是“石鼠”，读作“鼫鼠”，意思是“昆虫蝼蛄”。那么，到底是“石鼠”，还是“硕鼠”？以《硕鼠》篇内容来看，应该还是大老鼠，但安大简上为何却是“石鼠”？
学者李山认为：“古人在竹简中用半个字代替一个字很常见，汉末铜镜刻有《卫风·硕人》，即作‘石人’。”因此，他认为这应该是古人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即“石”与“硕”大致音同，于是古人或用半个字代替。
其实，古代文献中此类现象可谓数不胜数，比如尹湾汉墓简牍。
出土于江苏连云港市的尹湾汉墓简牍，是西汉晚期官方行政档案，上面很多内容就与传世汉书的不同，比如“海曲”（汉书）与“海西”，“祝其”与“况其”，“于乡”与“干乡”，“兰祺”与“兰旗”，“南成”与“南城”等。从其错误来看，都是字形只有略微差别的文字，非常容易抄错。显然，其中必有一个抄写出现讹误。
总之，出现上述这些抄写错误才正常，如果出土数量众多的文献与今本一对照，却发现总是一模一样，那就奇怪了。
二，修改现象
抄写时必然会出现修改现象：一方面，众多的抄写者不可能100%赞同原作者，于是就会根据自己需要作一些改动，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篡改等；一方面，时移世易之后，原作品中很多内容未必适应时代，因此后人会根据当时情况对其作一些修改（文字载体珍贵，当时还不太可能搞出“原始版本”、“修改版本”之类）。如此，也就导致出土与传世文献很难完全一致。
安大简中的《仲尼曰》，是战国版《论语》，与传世本基本一致，但依然存在不同，比如：首先是“仲尼曰”，与我们熟知的“子曰”不同，那么“子曰”是不是汉儒对“仲尼曰”修改的结果？其次是孔子说“吾不如回也”，在传世本中没有，大概是汉儒为了维护孔子地位而将其删除。
关于上述第二点，将传世本与今本对照一下，就可以明显的修改痕迹。《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但安大简是“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其中“一瓢饮”显然比“一勺浆”更清贫、更洒脱。
其实，类似现象还有很多，比如道德经。如今，道德经有三个版本，即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传世本，其中马王堆帛书与传世本相比，大约有700处被改动过。而郭店楚简与后两个版本相比，则可以看到文人为了让道德经适应时代的修改。
郭店楚简道德经，有着春秋的时代特征，但马王堆帛书有着战国特征。其中，帛书本上有“万乘之主”与“三十辐共一毂”，但春秋时没有“万乘（一万辆兵车）之主”，学者郭宝钧考证战国中后期才出现“三十辐共一毂”（三十根辐条构成一个车轮），因此两者都是典型的战国特征，恰恰郭店楚简中没有这两句话。
总之，印刷术出现之前，出现上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出土文献可以印证这一情况。
截至目前，能与传世本对照的中国出土文献，只要文字数量较多的，基本都与传世本略有差别。说到底，这是手抄时代的必然现象，传抄一次或许不出问题，传抄十次很难不出问题，故而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然而，以此标准去审视西方的出土文献，就会发现西方好像不太存在此类问题，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