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中国第一王朝,距今仅4000余年,古埃及第一王朝距今5100余年,苏美尔早期古国距今5000余年。

从时间上看,中国进入“王国时代”的时间,要远晚于古埃及、苏美尔。正因如此,中华文明也被视为古埃及、苏美尔之后的文明,属于后起之文明,乃至有学者由此认为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或古埃及的派生文明。

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在填补历史空白之余,也会颠覆现有的历史。根据中国、埃及、西亚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古埃及、苏美尔进入“王国时代”的时间,其实要比中国晚一些。换言之,中国、古埃及、苏美尔的历史或许需要重新审视。

从原始部落走进国家时代,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出现阶级分化。出现阶级分化,未必立马就出现上古王国;但出现上古王国,必然已经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然而考古却揭示,早在距今5600年时,中国已经出现明显阶级分化,而古埃及、苏美尔却要晚一些,不信请看下文:

首先,古埃及明显的阶级分化始于涅伽达文化晚期。

埃及史前文化时期,又称古埃及前王朝时期,一共分为两个时期:涅伽达文化早期,又被称之为阿姆拉特时期,距今6000年—5500年;涅伽达文化晚期,又被称之为格尔塞时期,距今5500—5100年。

根据吴于廑、齐世荣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记载:在阿姆拉特时期,古埃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萌芽;在格尔塞时期,古埃及确立了私有制,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历史学家将之表述为:距今5500—5100年时,古埃及邦国林立,彼此混战不休,在距今5100年时,古埃及人一统上下埃及,由此形成了“第一王朝”。

也就是说,古埃及进入“国家时代”的时间,距今最早不超过5500年,之后经过400年的混战,最终形成了第一个王朝。

其次,苏美尔明显的阶级分化始于乌鲁克文化。

所谓乌鲁克文化,晚于欧贝德文化时期,早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前3100—前2800年),其实就是西亚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伊拉克古城乌鲁克而得名,距今5500年—5100年,遗址的聚落面积只有81万平方米。

从考古学上来看,乌鲁克文化是苏美尔从氏族公社向文明时代过渡的第二个时期,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专家考古苏美尔指出,塔庙式的神庙建筑、圆柱形的印章和文字的发明,是乌鲁克文化时的三大成就,也预示着苏美尔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

因此,距今5500年—5100年时,苏美尔出现明显阶级分化,开始出现邦国;距今5100—4800年时,苏美尔城邦进入了一个“诸国争霸”的时代;距今4800年—4371年,苏美尔进入“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距今4371年时,闪语民族在苏美尔地区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阿卡德帝国。

匪夷所思的是,阿卡德帝国的开始时间,西方学者将之定为公元前2371年,年份上竟然精确到了个位数,真不知道如何算出来的。

总之,苏美尔进入“国家时代”的时间,距今最早不超过5500年,之后经过300年的混战,最终进入了“苏美尔早王朝”时期。

第三,中国明显的阶级分化始于凌家滩文化。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马鞍山含山县,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5800年—5300年,被称为“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该遗址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等级分明,四周环绕多个“卫星村”,挖掘出多个高等级的大型贵族墓葬,古城拥有内外两重壕沟,可以说整座遗址是当时巢湖流域乃至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型区域中心。

尤为重要的是,考古专家根据出土情况,认为在同时期的上古遗址中,凌家滩遗址在阶级分化、贫富分化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凌家滩遗址的种种迹象表明,当地已经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进入了“王国时代”,只不过这是一个区域性的上古古国。

自凌家滩文化起,中国进入了“王国时代”,区域性的古国不断出现,犹如满天星斗,直到距今4000年时出现了第一王朝——夏朝。

值得一提的是,凌家滩遗址160万平方米,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年—4800年)110万平方米,杨官寨遗址(距今6000年—5500年)100万平方米,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前后,实至名归的河洛古国)11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遗址在同时期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远超同时代的古埃及、苏美

总之,从国家形成之前的明显的阶级分化的年代来看,中国比古埃及、苏美尔都还要更早一些。基于这一点,中国的文明起源时间,就不应该晚于古埃及、苏美尔,相反可能还领先于她们。因此,西方史书中的古埃及、苏美尔历史,或许需要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