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中国第一王朝，距今仅4000余年，古埃及第一王朝距今5100余年，苏美尔早期古国距今5000余年。
从时间上看，中国进入“王国时代”的时间，要远晚于古埃及、苏美尔。正因如此，中华文明也被视为古埃及、苏美尔之后的文明，属于后起之文明，乃至有学者由此认为中华文明是苏美尔或古埃及的派生文明。
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在填补历史空白之余，也会颠覆现有的历史。根据中国、埃及、西亚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古埃及、苏美尔进入“王国时代”的时间，其实要比中国晚一些。换言之，中国、古埃及、苏美尔的历史或许需要重新审视。
从原始部落走进国家时代，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出现阶级分化。出现阶级分化，未必立马就出现上古王国；但出现上古王国，必然已经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然而考古却揭示，早在距今5600年时，中国已经出现明显阶级分化，而古埃及、苏美尔却要晚一些，不信请看下文：
首先，古埃及明显的阶级分化始于涅伽达文化晚期。
埃及史前文化时期，又称古埃及前王朝时期，一共分为两个时期：涅伽达文化早期，又被称之为阿姆拉特时期，距今6000年—5500年；涅伽达文化晚期，又被称之为格尔塞时期，距今5500—5100年。
根据吴于廑、齐世荣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记载：在阿姆拉特时期，古埃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萌芽；在格尔塞时期，古埃及确立了私有制，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历史学家将之表述为：距今5500—5100年时，古埃及邦国林立，彼此混战不休，在距今5100年时，古埃及人一统上下埃及，由此形成了“第一王朝”。
也就是说，古埃及进入“国家时代”的时间，距今最早不超过5500年，之后经过400年的混战，最终形成了第一个王朝。
其次，苏美尔明显的阶级分化始于乌鲁克文化。
所谓乌鲁克文化，晚于欧贝德文化时期，早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前3100—前2800年），其实就是西亚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伊拉克古城乌鲁克而得名，距今5500年—5100年，遗址的聚落面积只有81万平方米。
从考古学上来看，乌鲁克文化是苏美尔从氏族公社向文明时代过渡的第二个时期，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专家考古苏美尔指出，塔庙式的神庙建筑、圆柱形的印章和文字的发明，是乌鲁克文化时的三大成就，也预示着苏美尔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
因此，距今5500年—5100年时，苏美尔出现明显阶级分化，开始出现邦国；距今5100—4800年时，苏美尔城邦进入了一个“诸国争霸”的时代；距今4800年—4371年，苏美尔进入“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距今4371年时，闪语民族在苏美尔地区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阿卡德帝国。
匪夷所思的是，阿卡德帝国的开始时间，西方学者将之定为公元前2371年，年份上竟然精确到了个位数，真不知道如何算出来的。
总之，苏美尔进入“国家时代”的时间，距今最早不超过5500年，之后经过300年的混战，最终进入了“苏美尔早王朝”时期。
第三，中国明显的阶级分化始于凌家滩文化。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马鞍山含山县，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5800年—5300年，被称为“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该遗址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等级分明，四周环绕多个“卫星村”，挖掘出多个高等级的大型贵族墓葬，古城拥有内外两重壕沟，可以说整座遗址是当时巢湖流域乃至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型区域中心。
尤为重要的是，考古专家根据出土情况，认为在同时期的上古遗址中，凌家滩遗址在阶级分化、贫富分化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凌家滩遗址的种种迹象表明，当地已经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进入了“王国时代”，只不过这是一个区域性的上古古国。
自凌家滩文化起，中国进入了“王国时代”，区域性的古国不断出现，犹如满天星斗，直到距今4000年时出现了第一王朝——夏朝。
值得一提的是，凌家滩遗址160万平方米，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年—4800年）110万平方米，杨官寨遗址（距今6000年—5500年）100万平方米，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前后，实至名归的河洛古国）11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遗址在同时期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远超同时代的古埃及、苏美
总之，从国家形成之前的明显的阶级分化的年代来看，中国比古埃及、苏美尔都还要更早一些。基于这一点，中国的文明起源时间，就不应该晚于古埃及、苏美尔，相反可能还领先于她们。因此，西方史书中的古埃及、苏美尔历史，或许需要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