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成功奠定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成为华夏民族、华夏文明高度发展的最重要阶段;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大一统的王朝,成为中国唯我独尊皇权统治的起始。

我们的民族称为华夏民族,我们的文化称为华夏文化,我们的文明称为华夏文明。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为什么历经四千多年的政治变迁,统治中心的不断迁移,“华夏”民族与文化的认同,一直是中华大地上各地区人民共同的、唯一不变的认同?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秦始皇祖先与大禹有什么联系呢?

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通过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始皇先祖的世系传承,秦始皇的先祖大费,在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既辅佐大禹治理天下洪水、平水土;并“佐舜调驯鸟兽”,而称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成为秦国赢姓的来源。因此,我们说,远在中国西部的秦国建立的大一统皇权秦朝,是以大禹时期夏王朝形成的华夏民族政权,当之无愧。学术界主流思想也认为秦人来自东方而成于西方,是商末战乱时西迁的华夏族一支。

但秦人先祖究竟来源生活在哪里?在哪里辅佐尧舜禹建立功绩,成为华夏民族形成,功不可没的一员?司马迁没有交待,历代学术研究成果也没有给出答案。也只有笔者,作为尧舜禹的承继者,华夏文化的传承者,来给出一个标准而明确的答案了。

秦公簋,春秋中期青铜器,1923年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大约制作于春秋秦景公时期(前576年—前537年在位)。大多数学者认为,秦公簋铭文与宋仁宗时出土于陕西的盄和钟极为相似,两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为同一秦公所作。这件盄和钟在我国古代考古学之父宋人吕大临编著的金文图录《考古图》中有所记载。

中国的夏王朝以及夏王朝时期建立形成的华夏文明历史,长期以来饱受质疑,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夏王朝的存在在考古学界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证明,中华文明历史也被大大缩短了五百年。秦公簋的出土,无疑为我们打开一扇破解华夏文明历史的大门,穿越时光,再现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

秦公簋铭文记载: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事蛮夏

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刺刺(烈烈)桓桓,迈民是敕。

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

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严御各,以受屯卤。

多厘眉寿无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灶有四方。宜。

司马迁《史记》记载的中国上古史被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质疑,但秦公簋铭文的记载“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通过出土文物的方式,证明了《史记》记述的“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的真实性与可信性;“保业厥秦虩事蛮夏”同样印证了秦祖柏翳辅佐大禹,建立夏王朝,服事于南方夏王朝的历史事实;“事蛮夏”更以无可辩驳的记载,证明了夏王朝为“蛮夏”、南方之夏王朝。

秦公簋铭文所能给我们的历史信息,远不止这些,还有更让华夏文明大放异彩的重要信息。

高弘有麐,灶有四方”,秦祖柏翳有灵,生活生息于“四方(湖)”古城。“四方”在青铜器铭文中,是一个具体地名,即今天的淮河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四方湖北岸有一个历史遗迹丰厚的“古城”。

在四十多年前发现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中,“四方”同样作为一个具体地名而存在。在出土的铭文中有“天子郾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不仅有力地证明了秦人的族属为华夏族,更是明确记述了高阳帝颛顼,作为秦人先祖有灵,在四方湖古城铸成大鼎、成就大业的历史。

这两处不同的铭文记述,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史记》记述华夏民族上古史的可信性,更是将秦人先祖帝颛顼高阳、秦祖柏翳生活于四方湖古城的历史,完整明确地记述于秦景公祭祀先祖的铭文中。秦景公作为东周下的一个诸侯国,在诸侯争霸的春秋中期,不敢也不会把“四方”作为秦国统治天下的志向,表述在祭祀的青铜器铭文中,否则会招致天下诸侯的讨伐。“尊王攘夷”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招牌,只是争做诸侯国的老大,尚无以争夺天下四方的雄心壮志。因此,秦公簋铭文中的“四方”,只能是一个具体地名来理解,“高弘”对应“灶”、“有麐”对应“有四方”,说明尹吉甫工作生活的四方湖古城流行的《诗经》文题已经成为当时的行文规范。

也许有人对“四方”地名的具体性,持有怀疑与否定的观点。在宋朝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青铜器,同样有关于“四方”的铭文记述。“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周宣王命令尹吉甫负责成周“四方”地区的税赋,来到了南淮夷。显然,尹吉甫治理的不是成周天下或成周全区域的税赋,只是成周下面具体的位于南淮夷的“四方”(湖)地区税赋。否则,作为管理成周整个地区税赋的尹吉甫,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去到南淮夷地区,今天的淮河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地区,就无法有效管理成周全境的税赋。

由此可见,秦公簋铭文、秦景公大墓铭文、兮甲盘铭文中的“四方”,实际含义特指四方湖古城——一个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地方、一个秦祖高阳帝颛顼生活的地方、一个秦祖柏翳辅助大禹“平水土”治理天下的地方、一个秦人祖居兴盛的地方、一个尹吉甫工作生活收集创作《诗经》的地方。这是在怎样的一个地方?苏轼有诗云:

《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

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

朅来乘樏庙,复作微禹叹。

(昔自南河赴杭州过此,盖二十二年矣。)

従祠及彼呱,(有启庙。)像设偶此粲。(谓涂山氏。)

秦祖当侑坐,(庙有柏翳)夏郊亦荐裸。(有鲧庙)

可怜淮海人,尚记弧矢旦。(淮南人谓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

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乱。

刖人有余坑,美石肖温瓒。(荆山下有卞氏采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镵刻。取出山下,辄变色不复温莹。)

龟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龟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陆羽所谓石池漫流者。有石记云:唐贞元中随白龟流出。)

小儿强好古,侍史笑流汗。

归时蝙蝠飞,炬火记远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