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个性格执拗、邋遢却又真正的君子，他的政治才能出众，他所主导的变法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因此备受争议。然而，要实施变法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北宋这个时期，市民阶层和工商业者刚刚兴起，经济虽有起色，但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无法为改革提供支持。
当神宗登基时，年少气盛，怀揣着恢复汉唐辉煌的雄心壮志，为自己和父亲正名。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熙丰变法展开了。它的目的在于开源以改善国家财政困境，实现国家富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熙丰变法是成功的。然而，正如赵东梅老师所指出的，变法极大地破坏了北宋长期以来形成的宽容的政治氛围，排斥异己，导致了北宋末期的党争，使国家失去了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覆灭。
王安石作为一位文豪，的确有着卓越的才华。然而，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刚性思维却使他缺乏变通的能力，这对国家和百姓都没有好处。历史上的变法往往意味着重新分配利益，而平衡各方利益是一门技术活。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决定了良法最终在实施过程中会变成害民之法。再加上神宗年幼且寿命不长，变法图强最终演变为党争和内斗，使得宋朝的覆灭成为了时间问题，而明朝的灭亡也与党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安石变法与桑弘羊的改革方案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在宣言中都有类似的表述，如“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而平均财富、均衡分配的政策也是相似的。然而，正如司马光所言，旧社会的制度决定了任何改革最终都将由平民买单，打击富商地主实质上只是将成本转嫁给普通老百姓，与民争利。国家或许变得富裕，但这笔钱却被宋徽宗挥霍一空，强兵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当宋朝最终与金朝和辽朝交战时，战斗力令人堪忧。
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商鞅变法得到了新兴的功勋士人阶层的支持。这个阶层从春秋时期中期开始崛起，并在战国初年完成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这两个事件表明功勋士人阶层的崛起与政治权力的变迁是相互关联的。在商鞅变法中，新兴士人阶层支持并从中受益，他们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推动了变法的成功。而在王安石变法中，市民阶层的力量尚未成熟，无法有效地支持变法措施，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王安石变法在国家财政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覆灭。变法的成功与否往往需要考虑到各方利益的平衡和社会的准备程度，而不仅仅是政策的合理性。
